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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
由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演化而成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社会的衡器。焦虑症结何在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和引起关注的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和外需关系问题，应该从下述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外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否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外需了。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任何一个时期来说都是成立的。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在学术界引起了有关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广泛探讨。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的偏好相似论认为，潜在出口是由国内需求决定的，更准确地说，使一种产品成为潜在出口产品的必要条件是该产品必须是国内消费品或投资品（资本品），即产品存在国内需求，这种国内需求通常被企业家称为国内市场支持。
在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情况下，外需成为全球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约束：能源和资源约束日益严峻、环境责任日益加重，等等，也使得中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受制于国内收入分配体制滞后，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处于下降通道，在物价上涨推动下，居民消费需求更加受到抑制。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业的收益率便会出现结构分化。201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整体下滑趋势明显，对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针对这种状况，宏观经济开始所谓的预调、微调，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启动重大项目投资。这样，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凭借着对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控制力，对其它要素资源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从而在实体经济收入分配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财产税应涵盖房地产持有、财产转让和资源占有等方面，大幅提高持有成本，改变收益预期，引导资本开展有效资源配置，如创业投资、新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等。
当前我国已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必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修改《公司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推动资本、劳动力、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技术等要素形成动态博弈，形成一种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均衡结构。这样，相对于前两种收入模式，差价收入会更加有利可图，资本可以通过土地（房地产）（房产）和资源等途径，在要素组合的过程中将价格上涨传递至实体经济。
作为一个巨型复杂系统，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力求实现多方均衡的政策组合对于经济社会形成很高的风险。弗里德曼通过实证分析，表明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由于要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资源产品价格总体应是上升趋势，这就是效应颇强的激励因素，会吸引更多的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入到自然资源，因为不仅可以通过金融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在通胀环境中获取套利收入，同时由于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强化了实体经济这个出口地位，使其收益更有保障，但实质上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使结构转型更加艰难。资本有自身的增值模式，大致分为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主要通过储蓄和借贷等方式，获取利息收入
第二，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出两大、两小现象：即少数居民财产收入基数大，增幅大。一般来说，在同一经济体中，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往往高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特别是在金融财产、房产等的分布方面差距更大。最后，规范减免税，调整费用扣除标准。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材料，2003年私营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8033元，而根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早在2000年每个私营企业主平均年总收入为110470元，即全国资本家与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按平均计算，至少有12.75倍。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认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问题。
若财富转化与分配机制不能公平公正，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最初始的地方就存在严重的分配失衡与不公。第一，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家庭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仅为128元。由于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富裕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是普通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就导致高低收入阶层财产性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一是把抑制通货膨胀置于优先的政策议程。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另外，应建立健全纳税人财产的认定和申报制度，创造条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予税，充分发挥财产税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作用。例如2006年平安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税后总收入分别高达1338万、1115万、1710万元之多，而同年金融业一般职工平均工资只3万多元，高低相差500多倍。
国家发改委的相关研究表明，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约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2]多数老百姓只有少量财产收入，少数高收入阶层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
可见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理财产品品种有限、结构不合理，大众理财受到很大限制。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复杂的，过去人们对工资收入差距较为熟悉，近年来随着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断提高，财产性收入差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目前专家普遍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可能高达0.5。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通过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关系的模拟分析计算得出：在一定条件下，当10％最高收入家庭和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到30倍时，它们之间的财产差距将扩大到90倍左右。
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也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劳动收入差距相比，财产占有差别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2、财产分布极不均衡，财产性收入呈现两大、两小特点在我国转型发展过程中，居民财产积累速度不断加快，财产规模日益扩大，财产分布状况已成为理解当前收入分配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报告显示，在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转移性收入增幅为43.33％。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07年《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蓝皮书称，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3.4下降至41.4。财产积累速度大于收入增长速度，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
2、加强二次分配在再分配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两个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财产性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衡量一国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准。
国有企业亦然，由于普遍推行高额年薪制，进一步拉大了企业高管人员与广大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是财产性收入，增幅为66.64％。税收对收入调节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4]3、分配关系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使我国的GDP和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也给政府和某些企业带来了更多财富。
日本、瑞典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财产基尼系数也在0.5以上，都要比收入的基尼系数高出许多。但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应者身份，而是积极介入市场资源配置，成为利益收入主体，成为市场经济的契约制订者与利益索取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称，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近50％。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李爽根据以往研究得出结论：财产性收入比重高低与劳动收入或工资收入水平高度正相关。
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升理财市场总量、丰富品种结构的同时，特别要考虑普通群众的资产规模、专业知识、风险承受能力，开发出更多适合大众需求的投资产品，增加普通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对于普通低收入群体而言，由于资产规模小，专业知识不够，风险承受能力差，财产性收入来源几乎仍然只有银行储蓄利息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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